作者: 來源: 新華網 發表時間： 2026-01-22 10:00
英國劇作家蘇茜·米勒的話劇《初步舉證》的高清舞臺影像，曾于去年2月登陸全國院線。該劇對現實問題的犀利洞見和主演朱迪·科默令人驚艷的演技，引發關于法律、性別、情理乃至舞臺表演與影像技術等不同側面的討論，成為2025年一部別致且不可忽視的戲劇作品。
今年開年，蘇茜·米勒的新作《非窮盡列舉》同樣以高清舞臺影像的形式在國內多地放映。兩部劇作都從女性法律工作者的視角出發，《初步舉證》的主角既是律師也是受害者，她以雙重身份發出抗爭吶喊；《非窮盡列舉》則是用“法官”和“加害者的母親”構成一個女性的法理和倫理困境，擺出一道更加極致的人性考題：作為一個法官，還是一個素來關注女性處境的女法官，當自己的兒子對女性施暴，當職業準則、價值觀念與母性本能發生沖突時，該如何抉擇？
極端情境打破身份平衡
倫敦高等法院大法官杰西卡·帕克斯，是一位周旋于職業抱負與家庭責任之間的女性，故事在她的職業與個人生活、公眾與私人身份的不斷切換中積蓄戲劇張力。主演裴淳華通過細微的面部表情、聲音語調及肢體語言的調整，傳遞杰西卡內心的糾結掙扎。在職場上，她是身著法袍、維護公平正義的法官；私下里，她努力做一名稱職的妻子和母親，她難得的個人時間是每周一次與朋友相約在KTV里
開嗓放縱一把。舞臺在法庭、客廳、公園等場景間頻繁轉換，舞美、服飾等共同發揮了敘事功效，展露生活難以被簡單分類和判斷的復雜模樣。
她的生活正呼應了劇作的題目——“Inter Alia”意 為“除此之外”或“在諸多事物之中”，這也是許多女性的處 境：她們常常需要在多個層面做好平衡，除了外出工作、承擔社會身份之外，在維系家庭生活、承擔家務勞動、撫養子女等方面做得更多，而這些“除此之外的事”更容易被習以為常。
《非窮盡列舉》以一個極端情境打破了這種理所當然，以及杰西卡看似達成的身份平衡——她剛滿18歲的兒子哈里被控性侵，這讓她的職業與家庭、理性與情感混亂地攪和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大法官成了自我的審判者：一位致力于推動司法體系完善、為女性發聲的女法官，應該盡最大的能力為兒子開罪嗎？
被期待內化為自我期待
導演讓杰西卡身著法袍、以流行天后般的姿態閃亮登場，她在法庭上全面控場游刃有余，卻在看到兒子的“
奪命連環call”后頓時緊張慌亂起來，其實兒子打來這一連串電話只是因為找不到穿去參加主題派對的襯衫。這段頗具反差感的安排濃縮了杰西卡的日常，她憑借能力贏得了職位和話語權，在女性中更堪稱榜樣，但生活還是左支右絀。在職場上，她需要證明自己不輸給男性同僚，對法庭上男律師的輕視還以即時有力的“回擊”；親密關系中，為了呵護丈夫的自尊與男子氣概，她對自己的成功輕描淡寫，常在夫妻爭執中故意“敗下陣來”；親子關系中，她的養育責任更重，因為丈夫天然認為“孩子更愿意找媽媽”，她在兒子身上傾注了愛與心血，卻隨著兒子的長大逐漸感覺自己被“邊緣化”……眾多觸感清晰的細節織成一張細密的網籠罩在杰西卡身上，種種矛盾累積發酵，直至兒子被控性侵成為導火索，引爆所有的習焉不察。
去年的美劇《都是她的錯》幾乎與《非窮盡列舉》同題，聚焦家庭結構中的性別關系。故事從女主角瑪麗莎五歲的兒子被綁架講起，以一出懸疑劇包裹女性在家庭與職場間的撕裂。作為母親，她因兒子失蹤而遭受的指責遠超丈夫。劇中通過“誤導信息”手法制造的反轉，不斷強化這種雙重標準——家庭、社區、學校、媒體都下意識地將其定義為“失職母親”。劇中另一位母親珍妮為事業打拼，丈夫總以工作為理由在照顧孩子一事上缺席，結果被發現其實是躲在車里享受“獨處時光”。
盡管這部劇集將連環案件的發生歸因于某個男性的精神扭曲，以人物的特殊性淡化了問題的普遍性，將本可以進行深刻探討的問題簡化為二元的歸錯與對立，削弱了批判力度，但其中展現的女性生活圖譜仍引發了不少共鳴。
《非窮盡列舉》中，杰西卡要面對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刻板期待，同時隱形的自我規訓隨著事態的發展逐漸顯現出來。“你過日子跟上班一樣，干什么都在趕時間。”當好友這樣評價她如陀螺般不停轉的狀態時，她想到的卻是工作占用了太多時間：“作為母親，我總是感到愧疚。”更為諷刺的是，《初步舉證》中，女主角以親身經歷直斥由男性主導的法律體系對性侵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不公，而到了《非窮盡列舉》中，這反而成為杰西卡能夠為兒子開罪的有利條件，也是她維護“稱職母親”身份的入口。經過一番頭腦中的極限拉扯，她意識到為了兒子不可能再堅持什么既往立場，她為這類案件定罪率低而感到慶幸，她和丈夫一起發動身邊資源應對起訴。這是一個母親最自然的選擇，但也是她非自愿地向固有制度的“投誠”。
艱難一步留下身后空白
除了女性話題，《非窮盡列舉》也探討了青少年的成長。杰西卡從小就有意培養哈里尊重女性的意識，但他仍陷入性侵指控——無論作為法官的兒子、一個開明母親的兒子還是一個致力于保護女性權益者的兒子，這都令人震驚和疑惑：孩子為什么會“長歪”？
去年引發熱議的英劇《混沌少年時》將未成年人失控的矛頭指向教育系統與社交媒體的合謀。劇中小男孩的暴力行為并非偶然，而是社會對男性氣質規訓的產物。社交媒體上的極端信息、男性學生社團中充斥的性別歧視與霸凌，共同構成一個壓迫性場域。而《非窮盡列舉》中哈里身處的環境中，既有男性榜樣的缺失，比如在教會兒子如何正確向女性示愛方面，父親既羞于啟齒，實際上也拿不出可供參考的經驗，因為社會觀念已與他年輕時大不相同；同時也有社會文化對男性氣質的要求，哈里這樣向母親表述在同齡人圈子里作為“異類”將面對的壓力：“他們每個人都那樣……你說的、你相信的那些敏感善良，當我想要那樣去生活的時候，發現根本就不是那樣的……”這一刻，作為男性的哈里和作為女性的杰西卡展現出一體兩面，他們都處在結構性的性別規訓的束縛之中。
《非窮盡列舉》試圖在兩小時內探討母職困境、性別教育、法律漏洞、職場歧視等復雜話題，必然不能盡善盡美。例如全劇結尾，哈里選擇自首認罪，并希望媽媽陪他同去，這個光明的尾巴蘊含著對“更好的可能”的期許，但也不免有些理想化。當問題的解決依靠個體自省，也就暗含著另一種“一念之間”的選擇：如果哈里不向母親坦白真相，會怎樣？如果他被母親說服做無罪辯護，又會怎樣？
劇中，這對母子都完成了艱難的一步，卻在身后留下了空白——系統性的改變該如何促成。《非窮盡列舉》讓一個焦慮、價值觀被沖擊的母親站在臺前，面對充滿道德悖論與情感沖突的世界，在顛覆和不確定中尋找自我認同的路徑。
生活的復雜無法窮盡列舉，但就如《初步舉證》的女主角泰莎所言，“我只知道在某個地方，某個時候，無論如何，有些事情必須改變”。而改變的開始，就是在撕裂中尋找重構的可能。 文/曹雪盟 供圖/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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